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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给《人民的名义》贴“人治”的标签有点搞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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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4-15 10:36:3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新京报给《人民的名义》贴“人治”的标签有点搞笑 ——兼与新京报赵清源先生商榷

按照赵清源先生的逻辑,是不是法治不是看是否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不是看是否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而是看某种行为是不是由司法人员去做,这种说法也是非常可笑的。

新京报给《人民的名义》贴“人治”的标签有点搞笑.jpg

反腐剧《人民的名义》开播后,引起了网络舆论和媒体的热议,其中,《新京报》发表赵清源先生的署名文章《〈人民的名义〉在讲“人治大于法治”》,对赵清源先生的某些观点,本人不敢苟同,特提出商榷。
文章里面以比较大的篇幅论证《人民的名义》的“人治”色彩,请看:
【事实上,现实的反腐,全民的关注,丰富的素材,多视角的观感,这些都给了《人民的名义》一双最好的翅膀。可是,这些都掩饰不住该剧某些自带的尴尬。脸谱化的人物设计、陈旧老套的叙述方式、杂乱拖沓的镜头切换、刻意生硬的流行元素……是该剧难以自弃的硬伤。
此外,还有诸多不合常理的情节设置,最让人诟病的是陈海被人谋害,人事不省,其父陈岩石就和老伴谈笑风生地迎接沙书记,坐谈对饮,一副什么都没发生过的样子,这已经不是不合常理,而是不近人情了。往大了说,这可能是样板戏在塑造人物时“去亲情化”“去家庭化”的陈旧思维。
其实,这也不是最重要的,最关键的是,脸谱化的人设往往还有“青天老爷式”的痕迹,动辄就搬出“人治大于法治”的思维。比如,此剧一开始,省检察院要将外逃的副市长丁义珍拘起来,市委书记李达康却态度强硬地坚持夺回办案权,原因是怕吓跑开发商,进而影响地方经济发展;作为正面人物来表现的沙瑞金,以自己的权力命令大风厂工人撕掉了法院的封条。按理说,沙瑞金应让光明区法院来撕封条,而不应该用手上的权力强撕,要依法行政。
无论是沙瑞金还是李达康,都是本剧塑造的锐意进取型官员。如果说,这些情节是该剧力图歌颂美化的亮点,那么,这也可能是该剧最大的遗憾,其透露出的价值观也许比腐败本身更值得反思。
因为,在现代社会的语境中,这种“清官通吃”的反腐思路,依然是充满人治色彩的产物,是权力不受约束的另一种表现。法制的健全,有效的监督机制,法律意识的普及以及公民权利的伸张,才是铲除腐败土壤的正途。】
我并不是认为《人民的名义》这部电视剧已经十全十美,无可挑剔,也不反对任何对这部剧的批评,只要是摆事实讲道理的,无论观点对错,都应该欢迎,关键在于赵清源先生的说法非常牵强附会。
要判断《人民的名义》这部电视剧是否在宣扬“人治”, 赵清源先生说得是否有道理,首先要弄清楚概念,什么叫“人治”?什么叫“法治”?
“法治”与“人治”的定义
法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框架。大到国家的政体,小到个人的言行,都需要在法治的框架中运行。对于现代中国,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才是真正的法治。
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才是真正的依法;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全面推进,才是真正的法治。无论是经济改革还是政治改革,法治都可谓先行者,对于法治的重要性,可以说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既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客观要求,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障。
所谓人治 ,就是国家以一套严格的道德制度去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从而产生社会秩序。人治成本的高低以及效果的好坏除了依赖于人们的道德水准外,主要看国家治理的道德水准。只有贤德完善的人作国君,才有上梁正而下梁不歪的效果,社会秩序才会产生。人治的结果完全取决于领导人的道德水准和注意力,即使是遇到了所谓的“明君”也可能出现“人亡政息”的情况。
法治与人治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两者基础不同。人治建立在个人专断与独裁基础上,推崇个人权威,;而法治是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之上,弘扬民主。
(二)两者特点不同。人治提倡圣君贤人的道德教化,呈现出随意性、多变性的弊端,造成社会的不稳定。而法治强调依法治理,具有统一性、稳定性、权威性的特点,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能有效地制裁违法行为,保证社会的稳定和有序发展。
(三)二者体现的原则不同。人治体现不平等的原则,主张因人而异,对人的行为作具体指引,而法治体现平等的原则,强调对事不对人,提供一般性规则。
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四中全会对“法治”的内涵是这样表述的——
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
科学立法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前提。立法,是中国有权机关制定法律、法规和规章的全过程。法的存在是法治的前提。立法是法治建设工作的万事之始。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立法基础比较薄弱,当时总体立法数量不多,甚至不少领域存在“立法空白”。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法制建设的“十六字方针”,开宗第一句便是要求做到“有法可依”,这完全正确,符合当时的中国实际。35年后的今天,我们党提出了“科学立法”,这是一个重大的提升。“有法可依”重在解决法律的“有无”问题,“科学立法”重在解决法律的“好坏”问题;“有法可依”重在解决立法的“数量”问题,“科学立法”重在解决立法的“质量”问题。从“有法可依”到“科学立法”,是我们党鉴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的现状,所作出的立法工作重点上的一个重大调整,标志着中国的立法工作已从“数量型”转向“质量型”。
严格执法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关键。党的十八大报告对严格执法非常重视,明确要求“推进依法行政,切实做到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根据十八大的要求,针对中国的现状,我们要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加强执法队伍建设,为执法者提供有效的安全保障,正确对待公民的权利。对于公民的权利,一要尊重,二要保护,三要规范。要树立政府的权威,加强对执法活动的监督。
公正司法是法治中国建设的保障。要实现司法公正,需要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确保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要实现司法公正,应当让司法成为真正的司法,让司法回归司法。既不能让司法机关变成立法机关以司法解释代替国家法律,让司法机关真正地从事司法工作,实现和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要实现司法公正,需要建立起社会监督机制,建议实行判决书上网公开,法官对个人意见承担责任。要实现司法公正,还要建立司法权威,不让一份判决成为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
全民守法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基础全民守法,是宪法对一切组织和个人所提出的基本要求,其核心内容就是遵守宪法和法律。我国《宪法》第5条明文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全民遵守宪法和法律,就是要坚持宪法和法律的至上性和法律适用上的平等性。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具有超越宪法和法律以上的特权,要绝对杜绝以权压法、以言代法、徇私枉法。如果我们不能将宪法和法律置于至上的地位,一个国家的法治就无从谈起。
因此,判断某种行为是“人治”和是“法治”,应该以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四中全会对“法治”的内涵的表述作为评价标准,而不是以其他标准尤其是渗入其他私货的所谓的“法治”作为标准。
请看看新京报文章作为给《人民的名义》扣“人治”帽子的依据的两个细节——
比如,此剧一开始,省检察院要将外逃的副市长丁义珍拘起来,市委书记李达康却态度强硬地坚持夺回办案权,原因是怕吓跑开发商,进而影响地方经济发展;作为正面人物来表现的沙瑞金,以自己的权力命令大风厂工人撕掉了法院的封条。按理说,沙瑞金应让光明区法院来撕封条,而不应该用手上的权力强撕,要依法行政。
那么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呢?
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总局接到实名举报,国家某部委的项目处长赵德汉涉嫌巨额受贿,汉东省京州市副市长丁义珍也涉案其中,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总局侦查处处长侯亮平要求汉东检察院反贪局局长陈海立即配合他们的行动,协同调查。
在汉东省人民检察院的指挥中心,当反贪局的一处处长陆亦可和林华华和周正正三人和陈海等人一起准备去抓捕丁义珍的时候,被汉东省检察院检察长季昌明拦住,强行终止了此次行动,季昌明命令陈海上自己的车。他们俩一起去向省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高育良汇报。
在高育良书记办公室,京州市市委书记李达康,汉东省公安厅厅长祁同伟,一起出席了紧急会议 ,季昌明简明扼要地汇报了情况。祁同伟建议由省厅先将丁义珍双规,李达康马上表示赞同,高育良询问季昌明的意见,季昌明同意先将人控制起来,但是要按照司法程序来办,李达康有些激动,他认为丁义珍的案子如果由汉东省来办,主动权就在汉东省,如果交由最高检反贪总局来侦办,将来是什么情况就很难预料了。高育良说出了自己的担心,如果丁义珍被北京抓走,投资商会大面积出逃,对京州的发展不利,考虑到这些特殊原因,再加上大家意见有了分歧,高育良决定请示新到任的省委书记沙瑞金同志。
请注意,在这一集中,虽然汉东省检察院检察长季昌明阻止陈海等人马上去抓捕丁义珍客观上为其逃脱提供了时间,但是他们请示的是省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 副省长高育良,参加这次会议的同时有省委常委兼市委书记李达康,省检察院检察长季昌明,省公安厅长祁同伟,以及省检察院反贪局长陈海。虽然李达康和高育良同样是副省级干部,但是高育良兼任省委副书记,因此李达康在这里不是地位最高的,只有建议权,没有拍板权,即使是他因怕吓跑开发商,进而影响地方经济发展态度强硬地坚持夺回办案权也谈不上“人治”,即使是带有“人治”的色彩,也是被作为批判的对象出现的,因为正是由于他的这一“坚持夺回办案权”。加上后面的丁义珍出逃,包括剧中人和很多观众都怀疑他是贪官并且是丁义珍的后台。如果高育良不和稀泥而是坚持马上去抓捕丁义珍的话,那么他也只能是服从。作为市委书记,他过多为当地的经济发展考虑是正常的,在省政法委书记召开的有市委书记参加的政法会议上,他从地方利益考虑公开提出不同意见也是合理和合乎程序的,不知道赵清源先生是如何从这个细节中得出“人治”的结论的?
第二个细节,赵清源先生认为沙瑞金让大风厂工人撕掉了法院的封条是“人治”,让光明区法院来撕封条才是“法治”,才是依法行政,这个说法也站不住脚。
按照赵清源先生的逻辑,是不是法治不是看是否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不是看是否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而是看某种行为是不是由司法人员去做,这种说法也是非常可笑的。按照他的逻辑,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假如大风厂”事件当天晚上不是由于陈老的坚决阻拦,并且因为省公安厅长祁同伟的建议,在有公安警察和法警在场的情况下强拆了大风厂,那么这就是“法治”了吗?而大风厂在陈老的带领下坚决阻拦强拆属于与“法治”对着干了吗?这是从司法人员和非司法人员之间而言的。那么,在同样是司法人员的行为的情况下,光明区公安分局局长因为表弟冒充警察被抓而拘禁郑西坡是不是“法治”呢?因为这也是司法人员干的啊,如果是“法治”,那么纠正他的这种行为的市公安局长赵东来的做法是不是“法治”?两种性质完全相反的行为都是“法治”?还有赵东来的顶头上司省公安厅长祁同伟的一系列违法违纪甚至是犯罪行为(按照剧情预告,丁义珍是由于他的通风报信逃跑的,而且他最后自绝于人民)是不是“法治”?
由于还没有看到后面的剧情,不知道赵清源先生所说的撕封条的行为是不是在法院作出了新的判决的情况下发生的,但是赵清源以某种行为是不是司法人员做的来判断是否属于“法治”是可笑的。
说到“法治”,尤其是赵清源先生提出的“法制的健全,有效的监督机制,法律意识的普及以及公民权利的伸张,才是铲除腐败土壤的正途”的标准,就不能不让人们联想到公知们对“法治”的五花八门的定义——
在公检法之间的关系的问题上,自由派人士有很多奇谈怪论:
贺卫方认为警察的权力大,不是法治,暗示应该让法院的权力大一点。
贺卫方在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发表了他的题为《警察权的强势地位是法治社会的更大阻力 》的文章,文章称:
【作为一个“内部人”,我愿意在Tanner和Green富于洞察力的文章之外增加一些补充性的评论。在任何地方,警察都是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力量,但是,中国的政治更是使警察经常成为维护权力的重要力量。
我们不妨看一下中国警察的誓词:“我宣誓,我志愿做一名人民警察,我保证忠于中国共产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法律,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严守纪律,保守秘密,公正执法,清正廉洁,不怕艰苦,不怕牺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决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我愿献身于崇高的人民公安事业,为实现自己的誓言而努力奋斗。”
警察所具有的这种政治角色形成了双刃剑效应,那就是在换取了忠诚后,党不得不赋予警察更多的权力,这会对党要推进的法治社会的目标产生危害。
……
我们也可以想见,当公民提起一项针对公安部门的诉讼时,法院会面临怎样的压力。事实上,在我看来,警察权相对于司法权的这种强势地位是中国建设法治社会的更大的阻力。】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6/0611/09/30831275_566678516.shtml)
按照贺卫方的说法,不让警察权力大的就是“法治”。
法律界所谓的“泰斗”江平认为公检法由于都听政法委的,所以都不是他心目中的推进法治的力量。
江泰斗在谈到“鹰派思维”的时候,是这样说的:
【我们政法界也存在着鹰派和鸽派的思潮,也存在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倾向。在法学界、法律界,无罪推定是鸽派,有罪推定是鹰派。过去强调有罪推定,被告进入审判席,就是有罪。现在提倡无罪推定,而否定有罪推定,这个思想实际上也要来解决当前在政法界里面的这个思潮。
……
从微观上看,法律人的方法就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推理要靠证据来说话,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这是法律人起码应该有的严谨。
……
我要特别说明,有罪思维和有罪推定不是一回事。法官容易存在有罪思维,认为检察官既然提起公诉,当然认为被告是有罪的。法官受检察官、政法委的影响,当然也认为被审判的人有罪。这有职业方面的原因,职业使他倾向一种有罪思维,检察官也是如此。但律师作为辩护人,通常是无罪思维。这在法庭上的冲突就比较明显。】
(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0415.html)
在江平这里,只有律师才是法治的正确代表
自由派公知言必称美国,把美国总统的选举结果产生争议的时候由美国最高法院判决作为“法治”的最高境界。而对中国的最高法对几起案件的死刑判决进行核准,包括最高法对几起损害英雄人物名誉案件表态以后,连最高法的院长都被他们辱骂。
在他们这里,包括最高法在内的法院的判决都不属于法治。只有他们自由派人士和死磕派律师的话才是“法治”。
那么按照赵清源先生的标准来衡量,非司法人员的行为哪怕是合法的,也不能算是法治,而贺卫方、江平和其他公知又对司法界人士作出了很多限制性评价,那么,如何才能做到赵清源先生所说的“法制的健全,有效的监督机制,法律意识的普及以及公民权利的伸张”呢?
首先请问赵清源先生,《人民的名义》剧情中的哪些做法与你这个“正途”相矛盾呢?
再请问,健全法制的主体是谁?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并且实施监督的主体是谁?对民众宣传和普及法律意识的主体又是谁?是机器人?是其他动物?
法治也要由人来执行的,没有人具体执行的“法制的健全,有效的监督机制,法律意识的普及以及公民权利的伸张”只能说是一句口号。并不是只有形式上由法律界人士出面做事情才叫法治;不管是谁出面,只要是按照法律进行的,都应该属于法治,当然,法律界的事情应该由司法人员来做。
另外,自由派一直在反对“清官政治”认为塑造和歌颂清官就是所谓的“人治”,其实,官员的清廉与“法治”并不矛盾,只不过法律的要求是刚性的,而对官员的道德水准的要求不带强制性而已。在制定和执行法律的都是人而不是机器和其他动物的前提下,虽然健全的法治环境让贪官不能贪,不敢贪,不想贪,但是难道贪官的存在比清官的存在更加有利于推进“法治”?或者换句话说,有清官的存在就会损害法治?什么逻辑!联系到公知们在公检法和政法委之间的关系上以及公检法之间的关系上的奇谈怪论,我想问一句,请问赵清源先生,你到底想告诉人们什么呢?
《人民的名义》热播后,有些评论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我虽然不知道赵清源先生写这篇文章的真实动机,但是恳请他认真回答上面的问题,并且给我们说一说他心目中的“法治”和“人治”的区别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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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4-15 10:39:34 | 显示全部楼层
时间:2017-04-14 11:25 • 作者:千钧棒
本文链接:http://www.cwzg.cn/expose/201704/3539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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