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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反和平演变理论的发展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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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3-8 14:52:4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中国反和平演变理论的发展脉络

新一轮和平演变与发和平演变的斗争,必将结合新的时代特征,带来与以往不同的问题和任务,展现出与以往不同的形式和特点。需要我们党不断跟踪研究探讨,从中发现带有规律性的指导原则,找出带有操作性的政策措施,把反和平演变斗争进行到底,把反和平演变理论推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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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和平演变问题,是一个关系社会主义国家命运和前途的根本性问题。这个问题是伴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发展而出现的。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也不可能提出这种问题。列宁最早提出了反和平演变的萌芽性质的思想观点。是毛泽东主席提出了一整套反和平演变的思想论断和政治主张,使中国共产党创立了完整的反和平演变理论。正是在这一科学理论的指导下,我国不断赢得反和平演变斗争的胜利,也使反和平演变理论得到持续地创新发展。
有人曾提出列宁是最早提出反和平演变思想的人。其依据是列宁在1920年3月29日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一段论述。他是这样说的: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极复杂的任务:在流血的战场上获胜之后,还要在不流血的战线上获得胜利。这一战争更加困难。这条战线是最艰巨的战线。我们向全体觉悟工人公开说到这点。经过了我们在火线上的坚持下来的战争之后,一定还有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改变了战线和形式。协约国现在是用商业,用投机倒把来进行战争,它使这种投机倒把成为国际性的。……他们想把和平的经济建设变成和平地瓦解苏维埃政权。帝国主义者老爷们,对不起,我们正在戒备着呢!”(《列宁选集》第4卷第172~173页)】
从这段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列宁确实已经预见到,帝国主义国家使用武力入侵手段失败以后,必然要采取和平手段来对付年轻的苏维埃政权。从这一点来说,列宁是最早提出防备帝国主义国家和平演变苏维埃政权的人。这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可谓是首次。
但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在那个时期,列宁仅仅是提出问题,并没有也没有必要深入研究解决问题的具体对策。这是因为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的斗争。而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仅仅生活了7年就逝世了,那时还处于过渡时期,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帝国主义国家对付社会主义的苏联,主要是采取军事手段,实行武装入侵战略,距离提出和平演变战略的时间还相差很远。
20世纪40年代末期和50年代初期,正是帝国主义国家对付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和策略的转型期。苏联和东欧各国的执政党对帝国主义国家战略和策略的重要变化,并不十分敏感,因而在反和平演变斗争的理论和实践方面不可能有什么建树。唯有我们党对这个问题十分敏感,不断在这个问题上大作文章,终于形成了一整套反和平演变斗争的政治主张,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思想理论。
中国反和平演变斗争的政治主张和思想理论的形成,大致可以划分为这样四个发展阶段:
第一个发展阶段,是从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召开,到1959年毛泽东主席印发杜勒斯的讲话为止,是我国反和平演变理论的提出和确立阶段。我国反和平演变思想的提出,可以追溯到建国前夕,1949年3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村召开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在会上做了重要报告。根据革命形势的发展,他及时地提出了党的工作重心的转变问题,要求全党必须用极大努力去学会管理和建设城市,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个中心去开展工作,号召全党必须学会在城市里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和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以及外交斗争,其中包括公开的和隐蔽的斗争,预见到革命胜利以后阶级斗争必然会出现新的形势,因而向全党明确提出:
【“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毛泽东选集》袖珍本第1328页)】
我们如何预防这种情况呢?当时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一项极为重要的措施,这就是
【“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燥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就是现在我们经常讲到的“两个务必”。】
毛泽东同志的这个重要论述,是有明显的针对性的。这就是:一方面是针对国内资产阶级的。他们不会甘心自己的失败,必然要改变招法进行捣乱破坏,即用糖衣炮弹拉拢腐蚀党员和干部,实现其和平瓦解人民政权的目的;另一方面是针对国际资产阶级的。他们同样不甘心在中国的失败,当时已明确提出要支持和鼓励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从内部来颠覆新中国,推翻马克思列宁主义,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达到其重新控制中国的目的。毛泽东同志在七届二中全会以后,连续发表数篇文章据理驳斥美国资产阶级的这种政治主张。由此,我们可以这样确认,毛泽东同志的这个重要论述,科学地预测了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斗争的必然到来,是我们党关于反和平演变政治主张的一种最早的思想主张。
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内的资产阶级和其它反动势力利用糖衣炮弹,向我们党发动了进攻,俘虏了一大批党员和干部,使我们党不得不开展“三反五反”运动,反击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有效地巩固了人民政权,确保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贯彻执行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进行。
20世纪50年代中期,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开始有计划地推行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1956年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的发生,就是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初次尝试。对中国也发生了重要影响,当时我国也出现了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等零星的动乱现象。由此,毛泽东同志开始更多地考虑到从政治思想上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问题。他所采取的措施就是:对国内的敌对势力予以防范,开展反右派斗争;对国外的敌对势力予以防范,开展反和平演变教育。1959年11月,毛泽东同志在他召开的一次小范围的会议上,印发了杜勒斯的几篇讲和平演变的演说,要党内的高级干部先看一看。他说:杜勒斯讲他们要以什么“法律和正义”来代替武力。又说:在这方面极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转变。和平转变谁呢?就是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部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美国它那个秩序要维持,不要动,要动我们,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他还特别讲到,杜勒斯搞和平转变,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是有其一定的社会基础的。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论述和做法,说明反和平演变问题已经提到我们党的重要日程上来了,标志着我们党反和平演变政治主张的正式确立。
第二个发展阶段,是从1959年毛泽东主席印发杜勒斯的讲话,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止,是我国反和平演变理论和实践的曲折发展阶段。 在这个发展阶段,我国反和平演变理论和实践,呈现出比较复杂的状况,其中既有正确的方面,也有错误的方面。其正确的方面是,毛泽东同志对反和平演变问题做了进一步地阐发,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观点。集中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明确指出帝国主义国家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下几代人身上。1964年6月16日,他在一次讲话中指出:帝国主义说,对于我们的第一代、第二代没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么样,有希望。帝国主义的话讲得灵不灵?我不希望它灵,但也可能灵。因此,他明确提出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问题。
二是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着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社会基础。他在多次讲话中警告人们:我们国家也不太平,还有贪污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还有被和平演变的危险。
三是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关键是中央领导集团的演变。1965年8月,他在一次讲话中说: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变了,整个国家就会改变颜色。为此,他提出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问题。实际上,就是防止中央有人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思想,走资本主义道路。
四是明确指出党内的消极腐败现象是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温床。他多次强调,全党要坚持不懈地同党内的贪污受贿、以权谋私、官僚主义等各种腐败现象做斗争。如果不能有效防止干部的腐败现象、脱离群众现象,我们党就有可能改变性质,我们的干部就会变成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官老爷,被人民群众所唾弃。
五是明确指出必须坚持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掌握各种思想阵地的领导权。1960年10月,他在同斯诺的谈话中说:我们主张社会主义的百花齐放,并不是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都可以齐放。他强调社会主义的思想阵地,马克思主义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去占领。因此,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必须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
六是明确指出党要很好认识和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问题。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斗争的主要内容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问题。他说,要好好地认识这个问题,研究这个问题,要提高警惕,不然的话,我们这个国家还是会走向反面,即走向资本主义。如果我们麻痹大意,资产阶级就会夺取政权,搞资本主义复辟。正如他在1963年同一个外国代表团的谈话时所指出的那样:取得政权的无产阶级,如不注意,反动派还可以复辟,政权是保不住的。
七是明确指出我们要注意维护国家的安全,顶住外来压力。他在1960年同一位外宾的谈话中说:外国援助和帮助是可以的,但不能干涉内政。1962年他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又说:什么都靠别人,靠不住。自己要有志气,有干劲。由此,他一贯主张我国要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
其错误的方面是,在60~70年代,毛泽东同志曾错误地估计了当时党内外形势,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发展中的许多正常现象误以为是和平演变,由此导致了不必要的十年内乱,贻误了我国向现代化进军的一次天然良机。
第三个发展阶段,是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到1989年我国取得平暴斗争的胜利为止,是我国反和平演变理论不断充实和丰富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拨乱反正,清除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在反左的过程中,出现了右的思想倾向。这种右的思想倾向,经过10余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股具有相当力量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这种思潮及其所代表的社会力量,其根本目的是要把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制度。在我们党内,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正确力量,坚持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斗争。其根本目的则是要防止我国发生和平演变。两种力量的斗争和较量,到1989年达到白热化的程度,终于发生了波及全国的动乱和北京地区的反革命暴乱。中国人民在邓小平同志的正确领导下,很快平息了动乱和暴乱,取得了反和平演变斗争的胜利。
在这个时期,邓小平同志不断总结反和平演变斗争的实践经验,进行新的理论概括,结合新的社会条件,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观点。集中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要始终不渝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早在1979年3月召开的党的理论务虚会上,他就针对当时已经出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明确提出并深刻阐述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问题。以后,他又多次讲到这个问题,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的长期性。
二是许多问题出在我们党内,不加强党的领导,不加强党风建设,就有可能出乱子。他指出,党内不但有人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也有人不承认这种思潮的危险,甚至直接、间接地加以某种程度的支持。因此,要加强党的建设,形成强有力的集中领导和严格的组织纪律性,坚决搞好党风,进一步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在中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肯定会天下大乱,四分五裂。
三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他说,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忽视了发展生产力,所以现在我们要特别注意建设物质文明。今后要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就可以经受住任何风浪的考验。
四是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在开放中防范资本主义的腐蚀。他说:我们现在讲的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开放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下开展的。他又说:我们执行对外开放政策,学习外国的技术,利用外资,这只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补充,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开放也会带进来一些坏的东西,因此,我们不能不对资本主义的腐蚀性影响进行坚决的抵制和斗争。
五是我国的社会里还存在着各种反社会主义分子,他们纠合在一起,就可能形成为一股破坏势力,可以造成不小的动乱和损失。他指出:在我国,新生的打砸抢分子、各种流氓集团、刑事犯罪分子、同国外势力和台湾特务机关联系进行地下活动的反革命分子、公然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所谓“民主派”、以及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对这些人我们不能低估。他们那个旗帜是相当鲜明的。尽管有时也说,拥护毛主席,拥护共产党,实质是要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他们是西方对我国实施和平演变的社会基础和主要力量。
六是在思想文化领域不能搞精神污染,因为精神污染的危害很大,足以祸国误民。它在人民中混淆是非界限,造成消极涣散、离心离德的情绪,腐蚀人们的灵魂和意志,助长一部分人当中怀疑以致否定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的思潮。他指出:不要以为有一点精神污染不算什么,值不得大惊小怪。有的现象可能短期内看不出多大坏处。但是如果我们不及时注意和采取坚定的措施加以制止,而任其自由泛滥,就会影响更多的人走上邪路,后果就可能非常严重。从长远来看,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的事业将由什么样的一代人来接班,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
七是必须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提高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他指出: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为此,他强调,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
八是稳定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根本前提。他指出:中国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要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没有理想是不行的,没有纪律也是不行的。没有一个稳定的环境,政治动乱,不安定,就不可能从事社会主义建设。1989年2月,他在同布什的谈话中明确指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吹了,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中国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但需要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
第四个发展阶段,是从1989年我国取得平暴斗争的胜利,到至今为止,是我国反和平演变理论不断创新和完善阶段。从1989年我国取得平暴斗争的胜利,到目前为止的2017年3月,又过去了28年时间。而28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因为我国民主革命就用了28年时间。28年的民主革命,使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现在又是一个28年,我国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历史性巨变呢?在这28年当中,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这28年时间,我们可以将其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从1989年6月到2002年11月,为江泽民主政时期。江泽民担任总书记13年,其中有8年时间是邓小平同志健在的,完全是在按照邓小平路线去走。江泽民总书记亲身经历了苏东剧变和我国的六四风波,在反和平演变方面,侧重于总结苏东剧变和我国六四风波的沉痛教训。而西方国家则沉浸在赢得了苏东剧变的“不战而胜”之后的欢欣鼓舞、弹冠相庆当中,并没有更多关注中国。
江泽民总书记总结的沉痛教训主要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要深刻认识和吸取世界上一些长期执政的共产党丧失政权的教训。他认为,其中的根本原因是党的内部出了问题。认真分析这些政党的兴衰,加以借鉴,对我们加强党的建设很有意义。
保证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权由忠诚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来掌握他认为,这是一个至为重要的战略问题,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盛衰兴亡。国际敌对势力妄图从我们党的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打开缺口,实现他们所希望的和平演变。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我们务必要高瞻远瞩,采取有力措施,把各级领导班子建设好,以保证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事业代代相传。
三是反和平演变,必须坚持不懈地开展反腐败斗争。他指出,我们党从总体上来说是好的,腐败现象只是在少数党员身上存在,但也决不可轻视。因为它损害党的威信,破坏党群关系。它同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有密切关系,反过来又成为国内外敌对势力进攻我们的口实。所以,反对腐败是非常重要的。
四是和平演变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对我国构成现实的威胁。他认为,和平演变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不仅威胁到我国的独立和主权,而且威胁到我国的建设和改革开放。在这种情况下,确有一些党组织软弱涣散,一部分党员和党的干部经不起考验,头脑不清醒,立场不坚定,甚至有的违法乱纪、腐败变质;有的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丧失国格人格,站到了党和人民的对立面。党在思想、政治、组织、作风方面都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这种情况说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不仅要继续经受执政的考验,而且面临着改革开放和发展商品经济的考验,面临着反对和平演变的考验。
五是要始终警惕国际国内敌对势力的渗透、颠覆和分裂活动。他指出,任何破坏我国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的行为,都是违背中国人民的意志和根本利益的,不论这些破坏社会安定的因素来自哪里,我们都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旗帜鲜明地加以反对,并坚决把它们消除在萌芽状态。
从2002年11月到2012年11月,为胡锦涛主政时期。胡锦涛担任总书记10年,正赶上美国发生“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小布什政府忙于在全球寻找恐怖袭击事件的元凶,打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这两场战争,精力主要集中在反恐上面,无暇东顾。直到2011年5月1日,奥巴马宣布美军击毙本·拉登,以寻找“9·11”恐怖袭击事件元凶为目标的反恐行动告一段落。后期又赶上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使经济遭受重创。美国的这种状况,给中国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性机遇。我们党抓住机遇趁势而上,使经济发展呈现高速增长态势。既使后来遇到2008年罕见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也没有阻挡我国发展的强劲势头。从2010年开始我国的GDP首次超过了日本,经济总量排名世界第二。相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受经济危机打击巨大,又被中东乱局所拖累,开始逐渐走向衰落。内部矛盾累加,难以破解;外部危机重重,屡遭重创。因此,在这10年当中,美国及其西方盟国没有更多精力发动对中国的和平演变攻势。正是这种情况,使得胡锦涛总书记在反和平演变斗争方面的论述很少。
从2012年11月至今(2017年3月),为习近平主政时期。习近平担任总书记已进入第5个年头。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延续了以往的发展态势,使我国综合国力得到进一步增强,国际地位、国际作用、国际影响力空前提高。这种情况表明中国正在以不可阻挡之势迅速崛起。面对这种现实状况,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嫉妒、愤怒、仇恨的扭曲心态迅速发酵,对中国恨不能置之死地而后快。靠战争难以除掉中国,这已经为过去几十年的较量所证实。他们已经黔驴技穷,唯一能解心头之恨的办法,就只有用“和平演变”这种老办法了。当然,他们在这个老办法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些新形式,即用非军事手段,他们称之为“强制的力量——不战而屈人之兵”。因为他们用这个办法搞垮了苏联和东欧国家,还想让这个所谓的“灵丹妙药”在中国显灵。因此,在近几年新一轮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两种力量的斗争和较量就呈现出日趋尖锐化、白热化的状态。
习近平总书记正在经历这场新一轮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两种力量的全面斗争和反复较量的过程之中。他利用这场斗争提供的大量新素材、新经验、新案例,针对西方和平演变的新策略、新手段,结合新的时代特点,进行思想升华和理论概括,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新思想、新论断、新主张、新战略,使我国反和平演变理论不断创新和突破。他的论述主要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用从严治党来加强反和平演变的核心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讲过:苏联和东欧国家之所以发生和平演变,就是因为执政党出了问题。针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执政党否定和抛弃民主集中制,使党失去了中央领导核心,失去了中央权威性,也失去了抵御和平演变的足够力量,最终酿成了“树倒猢狲散”的情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党的历史、新中国发展的历史都告诉我们:要治理好我们这个大党、治理好我们这个大国,保证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至关重要,维护党中央权威至关重要。”】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四个意识”,特别是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对我们理解“维护中央权威”,是有特定涵义和特别指向的。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全党的核心、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就是要把全体党员和所有党组织都吸引到、凝聚在党中央周围。全体党员和所有党组织都要自觉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同党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保持高度一致,确保中央的政令畅通。这是反和平演变斗争取得持久性胜利最重要、最根本的保证。
针对苏共容忍党内的腐败现象长期存在,并使之蔓延成灾,失去控制,由此形成了既得利益集团与民争利的尖锐对立局面,最终被人民所抛弃,被全党所抛弃的情形。习近平总书记经常讲,“苍蝇不叮无缝的鸡蛋”,“堡垒往往是从内部攻破的”道理。因此,他要求我们党必须把功夫下在自己身上。从这个意义上说,全面从严治党,对于防范西方和平演变风险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通过创新巡视制度,用好巡视这把“利剑”,对腐败采取“零容忍”的高压态势;通过党的群众路线、“三严三实”、“两学一做”等教育活动,对党的建设、党风治理采取常态化措施,在党内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形成一个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这正是人民群众的愿望和期盼,因而赢得了百姓的高度赞赏和一致拥护。这是反和平演变斗争取得持久性胜利的党心、民心保证。
其实道理很简单:外因只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才是变化的根据。如果党的领导核心坚强有力,全党团结一心、同心同德、众志成城,党内既使出现“吃里扒外”的反对派分子,也难以集结成势力,掀起迎合西方和平演变的恶浪;党内的腐败行为得到根本遏制,就会赢得党心民心,得到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既使国内出现被西方收买的所谓“第五纵队”,也会被广大党员和群众的“火眼金睛”所识破,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使之无立锥之地。全党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就会形成反和平演变的强大力量。在这种局面下,美国及其西方盟国搞和平演变的任何手段,都是无法奏效的,任何演变图谋都将被击得粉碎。
二是用经济实力来支撑反和平演变的艰巨事业。苏东国家的和平演变是中国的一面镜子。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过程中,我们党制作了当年苏东剧变的影像资料,让广大党员观看,从中吸取沉痛教训。其中一个重要的教训,就是经济发展出现了问题。美国及其西方盟国,根据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经济实力迅速增强的状况,开始使用金融制裁、贸易摩擦等经济手段促其演变。针对这种新情况、新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清醒地认识到,经济实力的强弱对反和平演变的作用至关重要。为此,我国必须紧紧抓住生产力发展这条主线,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综合国力提升这个主题。实行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防风险的方针,实施改变经济发展方式、进行供给侧结构改革等系列政策措施,解放生产力,释放改革红利,使我国的经济实力持续稳定增长。
经济实力是我们反和平演变事业的坚实基础。有了足够的经济实力,就会使各项社会事业获得更好发展,人民群众的收入水平、生活水平就会大幅度提高,就会形成强大的向心力、凝聚力和战斗力;有了强大的经济实力,美国及其西方国家就奈何不得中国,就会出现“螳螂挡车”“蚍蜉撼树”的必然结果。
三是用兴军强军来打赢反和平演变的生死恶仗。美国及其西方盟国的和平演变,往往伴随着战争讹诈、军事封锁、军人策反、政权颠覆等卑劣手段。我们从苏东剧变中,以及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中,都可以看到美国和北约国家策反军队高级将领的行为。看到由于军队高级将领的缺失,使这些国家的军队迅速瓦解、领土迅速沦陷的情况。
针对他们搞颜色革命、搞和平演变的这种招数,我们要反其道而行之。通过新的军事改革,建设一支“听党指挥、素质过硬、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我们要发扬“党指挥枪”的光荣传统,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永葆人民军队的政治本色。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全军要着力抓好铸牢军魂工作。他明确指出:
【“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强军之魂,筑牢军魂是我军政治工作的核心任务,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
听党指挥是我军建设的首要原则,是我军的命脉所在。这一条丢了,其他工作再怎么做,最终也会全盘皆输。我军之所以能够无往而不胜,最终战胜一切敌人而不为敌人所压倒,党的绝对领导是根本保证。坚决听党指挥是我军的建军之魂、强军之魂。这是我们党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法宝,也是一切敌人最惧怕我们的一点。听党指挥是灵魂,决定军队建设的政治方向。人民军队如果失去了党的绝对领导,就会迷失方向,为和平演变势力所利用,沦为和平演变的御用工具。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认识和充分戒备。
人民军队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对党、对人民、对国家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我们的军队
【“要把理想信念在全军牢固立起来,适应强军目标要求,把坚定官兵理想信念作为固本培元、凝魂聚气的战略工程,把握新形势下铸魂育人的特点和规律,着力培养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一代革命军人。”】
这就要求我们的军人,要有同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决不能在大敌当前时当逃兵、当叛徒,决不能被敌人所策反、所收买,而是要用青春和生命谱写爱国主义的英雄赞歌。人民军队需要英雄、中国崛起需要英雄。没有英雄的民族,是懦弱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任何诋毁英雄的行为,都是助推和平演变的行为,都必须受到谴责和得到制止,使之失去散布机会和传播市场。
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指导下,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精神的引领下,我国军队的广大官兵经过持续地教育武装,都清晰地认知“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深刻道理,非常明确所肩负的“捍卫国家领土主权、保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成果、维护国泰民安和平环境”的使命和责任。正是这种思想觉悟和政治素质,必然要转化为强大的意志力和战斗力。不但要敢于同侵犯我国领土主权的来犯之敌展开血战,而且要善于同和平演变的颠覆之敌进行恶战。
四是用全面设防来筑起反和平演变的思想长城。美国及其西方盟国惯用的手法就是思想渗透。过去主要采取广播、报刊、书籍等新闻媒体,利用人员往来、学术研讨、留学访培等交流形式,传播西方的所谓政治主张和价值取向。现在,互联网高度发达,利用网络传播西方的思想文化更为直接、更为便捷、更为频繁。他们把传统手法和现代手段相结合,制造了许多虚假信息,挑起了许多国家的“颜色革命”,对我国的一些党员和群众产生了严重的误导作用;他们还通过吸引我国的许多知识分子到美国及其西方盟国接受教育、培训、研究、访问,进行大规模、高效率的洗脑工作,培植和豢养了一大批“买办型”的知识分子,使之成为他们和平演变中国的骨干力量。他们回国后大肆宣传西方的政治主张和价值观,鼓吹全盘西化,抹黑党和社会主义、唱衰中国、诋毁毛泽东主席以及革命先烈,美化殖民侵略,讽刺爱国主义教育。这是我们必须予以高度警惕的社会现象。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思想宣传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透露出我国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混乱状况。纵观我们的社会,确有一些干部群众存在着是非不分、善恶不明、美丑不辨的现象。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决不能听之任之,掉以轻心。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我们:在事关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则问题上,必须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对人民群众的模糊认识,我们要积极引导,帮助干部群众划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认识。通过我们卓有成效的工作,把意识形态领域的混乱状况解决掉,守住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文化阵地,使之形成一个规范可控的良好思想秩序。
习近平总书记非常清楚西方敌对势力与我们党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焦点,非常清楚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进行思想渗透的手段,因而特别关注我国社会思想领域的发展动向,掌握我国当前社会的舆情特点,提出正面引导舆情的政策措施。
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敌对势力始终没有放弃按照西方模式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的图谋。他们不但在经济、政治、军事上对我国进行合围,意在削弱我们国家的综合国力,而且利用网络对我国进行思想渗透,意在摧毁我们党执政的精神基础。在我国现实社会当中,确有一些人迎合西方敌对势力的思想渗透,混淆视听,浑水摸鱼,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矛头直指党的执政地位。面对西方敌对势力的思想渗透,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我们要旗帜鲜明地予以反击,绝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
五是用传承民族精华来强固反和平演变事业的根基灵魂。美国及其西方盟国通过各种途径和渠道,采用各种方法和手段,极力向中国传播西方负能量的思想文化,诱惑中国人民受骗上当,接受他们的思想文化,企图动摇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根基,解除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之灵魂。
针对美国及其西方盟国采取“釜底抽薪”的办法,企图从源头上瓦解和演变中国的阴险招数。我们必须予以高度警惕和充分设防。对他们这种卑劣做法,习近平总书记早有认知,并有许多深刻论述。他在北京师范大学视察时的讲话,对中华民族“根与魂”有过非常精彩的论述:“根,维系于民族精神。无论历史多么遥远、岁月如何蹉跎,无论社会怎么变革、如何转型,都不能除了根、丢了魂,都必须把根留住。根深才能叶茂,根脉切断不得。”他说:纵览世界史,一个民族的崛起或复兴,常常以民族文化的复兴和民族精神的崛起为先导。一个民族的衰落或覆灭,往往以民族文化的颓废和民族精神的萎靡为先兆。文化是精神的载体,精神是民族的灵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在现代化的艰难进程中实现,现代化则要靠民族精神的坚实支撑和强力推动。现代化呼唤时代精神,民族复兴呼唤民族精神。时代精神要在全民族中张扬,民族精神要从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中重铸。
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根之魂,对当代社会的中国人民具有熏陶、教化、明理、解惑、引导、武装、净化、拒腐等不可或缺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学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学诗可以情飞扬、志高昂、人灵秀;学伦理可以知廉耻、懂荣辱、辨是非。因此,他要求我们,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光荣历史,要加大正面宣传力度,通过学校教育、理论研究、历史研究、影视作品、文学作品等多种方式,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引导我国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
他的结论就是: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永远不能离别的精神家园。正在接受现代市场经济考验和洗礼的中华民族,不会离别自己的精神家园。对中国文化的根,要尊重和扬弃;对中国文化的魂,要坚守和创新。对外国文化要包容借鉴,而不是全盘西化。只要坚守住我们的文化之根、内化好我们的民族之魂,就能堵塞美国及其西方盟国的思想渗透和全盘西化,就能把和平演变拒之门外。
六是用唤醒斗争意识来应对反和平演变斗争的新挑战。当前,新一轮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斗争正在如火如荼地激烈进行着。在新一轮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斗争中,我们发现了与以往不同的内容,这就是伴随着遏制与反遏制的斗争。这与中国的综合国力快速提升、中华民族迅速崛起有关。美国及其盟国认为中国的强大,威胁到它的霸主地位,威胁到他们的战略利益。为此,他们到处宣传中国威胁论、处处制约中国发展,为中国的发展进步制造麻烦、设置障碍。在新一轮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斗争中,还形成了与以往不同的特点,这就是既有斗争又有合作的矛盾状态。因为许多国际事务和双边多边事务离不开中国的参与,不可避免地同中国发生联系、进行交往。这就需要中国既要坚持原则、把握底线、不懈斗争、决不妥协,又要掌握分寸、灵活应对、加强合作、实现共赢,做到有理、有利、有节。新一轮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形势更趋复杂,挑战程度更加尖锐,我们切不可麻痹大意、掉以轻心!
我国国内目前的现实状况不容乐观。在长期的和平环境下,使得相当多的党员、干部和群众沉醉于歌舞升平、尽情享乐之中。许多人看不见外部敌人的虎视眈眈:在中国的东海、台海、南海挑事,派航母战斗群擅闯南海,搞链岛防线围堵中国出海通道;在中国周边朝鲜半岛制造紧张局势,挑拨东南亚国家与我国对抗;蓄意挑起贸易摩擦,对我国巧取豪夺;搞网络舆论战,制造各种谣言、散布各式假信息,肆意伤害中国,借以蛊惑人心。许多人更看不见内部新型汉奸、叛徒的暗度陈仓:投靠敌对势力,出卖机密情报;散布反动言论,极力抹黑中国;心怀仇恨情绪,诋毁开国领袖毛泽东及其英雄人物;制造民族矛盾和宗教纠纷,企图分裂中国;宣扬西方的政治主张和价值观念,主张全盘西化。现在最可怕的状况是:许多中国人患上了健忘症。他们忘记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古训,忘记了百年遭受列强欺凌的屈辱,忘记了红色江山来之不易的艰辛。这种精神状态如果任其发展,用不了几年,中国将重蹈苏东剧变覆辙,党将不党,国将不国,民将不民,后果不堪设想!从苏东剧变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演变就在一夜之间。这并非危言耸听!因为一个缺少忧患意识、危机意识的执政党;一个乐不思蜀、丧失斗志的民族,是不堪一击的。大家有必要重温“国歌”诞生的年代,现在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面对这种新形势、新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对全党提出了新要求,这就是要发扬革命战争年代的斗争精神,以昂扬奋进的精神状态,坚贞不屈的顽强意志,面对全新的挑战。他明确指出:
【“面对新形势新挑战,要发扬斗争精神,既要敢于斗争,又要善于斗争,在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坚定不移,在改革发展稳定工作中敢于碰硬,在全面从严治党上敢于动硬,在维护国家核心利益上敢于针锋相对,不在困难面前低头,不在挑战面前退缩,不拿原则做交易,不在任何压力下吞下损害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苦果。”】
这就是说,面对异常严峻的国内外形势,我们要敢于斗争,用好“斗争”这把利剑,迎击各种挑战,打击各色敌人,拒敌于国门之外;我们还要善于斗争,用好“谋略”这把利器,稳住自身阵脚,灵活运用策略,不动声色击敌要害致其死命。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持续发展、使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伟业得以如期实现保驾护航。
新一轮和平演变与发和平演变的斗争,必将结合新的时代特征,带来与以往不同的问题和任务,展现出与以往不同的形式和特点。需要我们党不断跟踪研究探讨,从中发现带有规律性的指导原则,找出带有操作性的政策措施,把反和平演变斗争进行到底,把反和平演变理论推向前进。(此文的前三部分写于1992年5月,增补的第四部分写于2017年3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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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3-8 14:59:23 | 显示全部楼层
作者: 文林墨客 •时间:2017-03-08 1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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