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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红山石先生批评,简复红山石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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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3-2 14:38:4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就红山石先生批评,简复红山石先生:

老王社长

1、无论如何,文革中,不允许对毛有任何批评,谁批评毛就作敌我矛盾“打倒谁”,是错误的,造成了文革中严重混淆两类矛盾的后果。江等在右派政变后,自己也被打成“反毛主席”的“反革命”,完全是一种“请君入瓮”,他们自己对这个结果很有责任。因此,任何的辩护,都是站不住脚的。但这已经是翻过去的历史了。现在老王因老田问而提起,在现实性上,是想说,后来的邓小平,今日的习近平,人民有没有公开批评他们的民主权利,这个问题至今还没有解决。

2、建国后,“新民主主义”不是能不能搞的问题(这是主观唯心的),而是它是不是中国社会发展不可避免的必然阶段问题(这是客观规律)问题。这点,我与今日“毛派”确有分歧的。先生说:“如果解放初就搞刘少奇路线,无非是邓小平这一套提前三十年,今天中国的一切乱象提前三十年罢了”。真未必!我不同意。不过,这不辩论了。因为今天的中国,若左翼势力强大发展,足以阻遏资本主义继续的全面复辟(我相信),但又实际不可能回到毛式的社会主义去,朝一种中间形态发展,那么,在共产党执政下,它就是“新民主主义”,这根本不是辩论的问题,而是客观必然性的问题。

3、老王没有主张“超阶级民主”。“超阶级民主”即所谓“普世民主”,不可能的。在两种社会力量价值观敌对情况下,只能是一种价值观的专政。例如中国,
要么是“共产党土地革命是正义进步”价值观的专政,要么被颠覆,成“共产党土地革命是反人类罪恶”价值观的专政。老王非常明白。

老王文革《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主张的,是承认共产党革命价值观,在这个革命价值观之下的“人民民主”“社会主义民主”。

老王不愿与左派多辩论,因为今天中国实际状况决定了,今天的老王应该全力支持左派。所以,当老田提出《民主与法制》历史认识问题时,老王说了,他犹豫了好几天,不想回复的。因为这篇文章那时是批评毛批评中央文革的,今天讨论不合时宜。


2017年3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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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红山石对老王《韩爱晶之问》一文的批评帖

红山石:
我赞同你关于“人民文革就是毛泽东文革”的看法,其实我在2000年以前也是将这二者分开的,后来想通了。一是,1966——1976的运动,毛泽东和人民的互动是一个目标——大民主,虽然毛同时也扮演了“减压阀”的角色——不让“民主”毁掉了整个社会(就像“茉莉花”那样)。我也不喜欢毛有些讲话,如“前门进来的不一定是好人,后门进来的不一定是坏人”,但如果将全部文革情形看清楚,就可以理解哪些是他的基本思想,哪些只是政治家的权宜之计。
你谈到,宪法条文只能保护阶级力量对比以内的东西。就是说如果阶级力量变了,宪法条文也会被改变,如75宪法中的“四大”、“罢工自由”,邓上台就取消了。暂时还没有改变宪法中维护人民根本权利的内容,是因为资产阶级还没有达到压倒性的力量所致,以后怎样还是取决于阶级力量的对比。

——既然你理解这个道理,我觉得你对毛泽东的批评就很难成立。李一哲大字报的诉求不就是要求以法制保护民主吗?至于你认为文革不允许批评毛,是不是先从大处去思考。百家争鸣是好的,但要依据现实情况,要可控,不能搞“茉莉花”吧?美国的民主不是强势集团主导和控制的吗?再说,我们讲民主首先看这个民主是为了谁?毛在那十年中是对民主采取了一些“控制”的举措,但应该看毛是希望民主能健康成长呢?还是本来就不想搞民主?

你主张“回到新民主主义”,这是刘少奇打算走的路线,也是邓小平在1979年走成的路线。中共确实曾经打算在取得政权后走一段新民主主义道路,以资本主义的方式发展经济。但解放初期毛主席决定向社会主义过渡,那时党内两条路线就开始围绕这这个问题越演越烈。其实,如果解放初就搞刘少奇路线,无非是邓小平这一套提前三十年,今天中国的一切乱象提前三十年罢了。毛主席在“三反五反”运动时就应该已经明确,所谓“新民主主义”道路走不得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终将使共产党无法立足。最根本的是,自鸦片战争前后,中国已经丧失了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时机,邓小平要补资本主义的课,结果使我国跌到殖民地的边缘,中国人民承受着中外资产阶级的双重剥削。

中国这种小资产阶级如汪洋大海的国家搞社会主义确实很困难,但只要团结人民群众和中间阶层去干,应该可以越干越好。关键在领导核心不能是邓小平那样自己都不信社会主义的人。今天我们走了弯路,也许有其必然性,但是,也许历史需要邓小平这样一个人,给中国人一个惨痛的教训,才能使社会主义取得胜利。毛主席对韩爱晶之问过并无敷衍之意,人民,只有人民可以改天换地。

其实,我和你在一些问题上观点的不同源于对无产阶级专政上认识的不同。你是红卫兵造反派,当然学过马列毛,这一点从你的很多文章中看得出来。林彪说的“政权就是镇压之权”是错误的,但谁要是说对敌对阶级不要镇压也是错误的。资产阶级统治阶级许诺给予全体居民民主,也有不是统治阶级的如你王希哲先生也主张超阶级民主。可是,四十年前以造反派为特点的人民民主的被镇压说明了什么?美国不是前不久镇压了“占领华尔街”运动吗?

派别是阶级在政治斗争中的表现,它也是变化多端,文革中有保走资派的转向站到造反派一边的,有搞资反路线转向站到文革派一边的,也有站在造反派阵营里实际干着反共的活的。也许你们“李一哲”大字报是一个苗头,后来,尤其邓改以后,不少原信仰人民民主者改信了“宪政民主”。
总之,要做阶级分析,很多事情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但很多问题是由于认识问题造成的。例如土地革命时期,农民暴动以后,常常是与还乡团作战,而还乡团里面大多数人是贫雇农,你不打他,他也会杀你,但他一旦懂了道理也会参加革命。文革就是敌我问题和人民内部问题错综复杂,不少左派人士的阶级分析很教条主义,需要改进。


超阶级民主的错误是由于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的对抗性缺乏认识。北欧民主社会主义的阶级矛盾的缓和很让人留意,我见过不少主张瑞典模式的人士,其中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想它能让下层人民得到民主自由,得到社会福利,你老王社长大概属于这种类型;还有一种是为了打倒共产党,名正言顺地搞资本主义,就用“民主社会主义”这个假“社会主义”来欺骗世人,否定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瑞典的“民主社会主义”其实不是社会主义,只能说是“特色资本主义”而已,就像“特色社会主义”不是社会主义,只是“中国式的资本主义”而已。

北欧人的宗教文化厌恶暴富,这是北欧人搞“民主社会主义”较容易的原因之一。而中国人普遍地喜欢“恭喜发财”,搞共产主义方向的社会主义确实比较难。但也不要忘了,中国有“不患寡患不均”的传统。所以毛说如果右派上台不得安宁。

毛泽东时代确实发生过一些错误,但是,要求新中国不犯错误是不现实的。问题在于是为了国家经济快速发展,实现人民实实在在地当家作主而出现的失误,还是象美国那样的“错误”,为了获取更多的资源,对印地安人进行灭绝性的杀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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