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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竹:论检验理论路线真理性的正确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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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2-6 11:13:2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萧竹:论检验理论路线真理性的正确标准


  人的正确实践行为,必须依靠正确思想的指导。社会主义国家的正确治理和运作,必须依靠正确理论路线的统帅。而正确理论路线的认定,则必须依靠正确的检验评判标准。如果没有正确的检验评判标准,即使阶级立场动机正确,也会有意无意地歪曲事理,甚至颠倒是非,混淆黑白。

  党的纲领和决议,具有统帅指导作用,但不是检验评判理论路线真理性的根本标准。至于实践,是否真的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必须深入探讨。

  现实中存在着羊群效应。“理性思维羊群效应”,对社会的有序化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而“非理性思维羊群效应”(例如,谎言重复千遍就是真理的戈培尔效应),则对社会的堕落发挥着可怕的推动作用。一个错误论断,被社会主流媒体、媒介长期重复渲染,往往会使大众误认为是真理。这是非理性思维羊群效应使然。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本来是真理,可是,刻意添上“唯一”二字形成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却变成了谬误。这正如列宁所说的:“只要再多走一小步,仿佛是向同一方向迈出的一小步,真理便会变成谬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四卷第257页) 为“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保驾护航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下简称“实践唯一标准论”),风行已经快40年了,连很多左派都被这种疑似真理的“暖风吹得游人醉”了,也把它当作真理和口头禅了。其实,这是非理性思维羊群效应的典型例证。

  改开以来,这种口头禅式非理性思维,也忒多了一些!还有诸如: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摸着石头过河”,“不争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发展是硬道理”,“效率第一,兼顾公平”,“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笑贫不笑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化)改革是第二次革命”,“文革是一场浩劫”,“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毛泽东晚年犯了严重错误”,“落后就要挨打”,“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救美国就是救中国”,“法大于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无禁止即可为”,等等等等。这些,咱们姑且不论。关键是,若要打破这种非理性思维羊群效应,就绝对离不开确立正确的检验评判标准。同时,离开正确的检验评判标准,所谓的“事实求是”、“解放思想”,都会变成一种儿戏,甚至连儿戏也不如!

  必须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进行理论真理性的严谨检验。

  论英雄、评是非离不开实践的成败,但不能仅以实践的成败论英雄、评是非。同理,检验评判理论路线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是非,也离不开实践的成败,但也不能仅以实践的成败论是非。如果仅以首轮社会主义运动实践的成败论是非——例如,苏东剧变后,以弗朗西斯·福山为代表的西方势力就鼓吹“共产主义失败论”和资本主义是社会发展终点的“历史终结论”。又如,国内的新自由主义精英也跟着鼓噪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空想论,不可行论,大锅饭论”等等——那么,作为“新生儿”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就成了落后空想的社会制度,就成了不允许向“成人”发育完善的“死刑犯”,而走向穷途末路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却成了先进永恒的社会制度!反观资本主义制度在建立初期,也曾经在封建王朝的多次复辟中反复失败过,若按照“实践唯一标准论”的逻辑,封建主义制度是否也是“历史的终结”?当时被推翻的资本主义制度,是否也是“空想的,不可行的”制度?一种私有制代替另一种私有制,尚且需要经过复辟与反复辟的反复阶级较量,难道社会主义公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计划经济代替市场经济,就不需要经过复辟与反复辟的更为长期、残酷的反复阶级较量?!

  既然检验评判理论路线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是非,不能仅以实践的成败为标准,那么,究竟什么才是正确的检验评判标准?这里涉及到“真理的标准”和“检验真理的标准”两个既有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概念。

  真理,是人的认识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因而,客观现实无疑是真理的标准。列宁说过:“马克思认为理论符合于现实是理论的唯一标准。”(《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列宁选集》第一卷第30页) 这说明,马克思和列宁都认为:客观现实是真理的唯一标准(注意:不是指“客观现实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人类诞生以来的客观现实,不仅存在着自然界的客观现实,而且更重要的是产生了人类社会实践这种新的客观现实。社会实践是将人的主观与现实的客观结合起来的中介,没有这种人所参与的客观现实,根本就无从认识真理。所以,也可以通俗简要地说,实践是真理的标准——但必须注意的是:“客观现实”,不但包含人类的全部社会实践,而且也包含无限性的自然界,其外延要比“社会实践”大得多。所以,从精确角度上说,即使人类的全部社会实践,也不是“真理的唯一标准”。

  社会实践作为真理的标准,并不涉及检验主体,只是个自在的客观标准,它不会自动地去检验判定理论的真理性。真理的判定,必须通过人们正确地运用真理的标准对理论进行检验才能完成。这说明,检验判定理论的真理性,仅有客观的“真理的标准”是不够的,还必须引出“检验理论(真理性)的标准”,即习惯上所说的“检验真理的标准”。

  “真理的标准”和“检验真理的标准”两个概念,二字之差却产生了重大区别,不可混为一谈。

  “真理的标准”中的“真理”概念,无疑指的是本义的真理。而“检验真理的标准”中的“真理”概念,已经引申异化为“理论”概念了。因为,人们之所以要“检验真理”,是因为对作为检验对象的理论是否真理存有疑问,如果没有任何疑问,还检验它干什么?所以,“检验真理”中的“真理”概念,实际上指的并不是本义上的真理,而是指包括真理和非真理在内的全部“理论”。因而,“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规范说法应该是:“检验理论(真理性)的标准”。

  “真理的标准”,是人给起个名字叫做标准的纯粹客观存在物,故不涉及检验主体,而“检验真理的标准”,则必须涉及检验主体,必须经过人的理性科学改造,所以它不是纯粹客观存在物。检验理论的真理性,要求人们作为检验主体必须具备必要的素质,必须能够正确地运用真理的标准进行检验,就像给人检查身体的医生,必须具备医务人员的合格素质,必须能够规范操作、科学诊断,是一样的道理。因而,“检验理论(真理性)的标准”,绝不是只见物质不见精神的“唯一”实践标准,而是个唯物辩证的标准系统:既包括客体标准——实践基本标准,又包括规范指导检验者的主体标准——真理指导标准(人类已经创立的以辩证唯物主义、辨证唯物史观和马列毛主义为统帅的真理体系)。在检验理论的过程中,实践基本标准和真理指导标准二者,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辩证统一体。实践基本标准是基础,真理指导标准是灵魂。离开实践基本标准,真理指导标准只是个抽象的标准,根本不能唯物客观地检验理论的真理性;而离开真理指导标准,实践基本标准只是一具僵尸标准,根本不会能动辩证地检验理论的真理性,不会解决其在一定程度上外在表现的孤立、静止、片面的形而上学性与其内在体现的普遍联系、运动变化、系统整体的辩证性之间的矛盾(即合格、正确的实践标准同不合格、不正确的实践标准之间的矛盾)。

  如果说,用同一个真理检验同一个真理,是自我循环论证的话,那么,用“真理(系统)”指导检验“理论”的真理性,就是科学、必需的检验过程。

  在检验理论真理性的过程中,正确运用实践标准的关键有两点:

  一是要解决“什么样的社会实践,才是检验理论的正确标准”的问题。

  米尺是测量长度的标准,但米尺不是完全自然存在的标准,而是自然物经过人类改造过的产物,粗制滥造的米尺,不是测量长度的合格标准。同样,检验理论的实践标准,也不是完全自然存在的标准,而是必须经过人的理性改造过的产物。正确的实践标准,必须经过人的真理理性指导下的科学改造。因为,现实中的实践阅历,往往不是拈来就是合格的检验理论的标准,例如,孔子曾经讲过的蚂蚱“三季人”,只有春夏秋三个季节的寿命期实践阅历,他咬定一年只有三季;而正常的人,却有每年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的实践阅历,他们认定一年有四季。又如,井底之蛙咬定天空像一口锅盖,而碧空雄鹰则认定天空宏大无比。再如,占人口1%的官僚精英,以自己的阶级立场和实践阅历咬定文革是错误的,是“浩劫”;而占人口99%的人民群众,以自己的阶级立场和实践阅历则认定文革是正确的,是革命。可见,检验理论的实践标准,可以因为人们的以阶级立场和实践阅历为基础的理解之不同而不同。那么,究竟哪种实践阅历才是合格、正确的实践标准?因为真理是唯一的,所以只有在真理的指导下,才能科学理性地遴选、改造出合格、正确的实践标准。

  二是要解决“什么样素质的人,才是检验理论的合格主体”的问题。

  检验理论真理性的合格主体,关键是必须具备唯物辩证的理论思维能力。作为检验主体的人,其技术素质无疑是基础性的,而其政治素质则是统帅性的。

  真理,不管是在阶级社会还是无阶级社会,都是为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服务的。在阶级社会里,绝大多数社会科学真理是有阶级性的(无阶级性的自然科学和某些社会科学,其运用过程也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所以,尤其是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合格检验主体,首先必须具备无产阶级的立场和世界观,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作为检验主体的人,若达不到真理指导标准对其的基本规范要求,甚至只具有蚂蚱“三季人”的实践阅历素质,还谈何正确检验理论真理性的资格?谈何科学地运用实践标准?比如说,让皇帝和官僚来检验评判农民起义;让资本家及其乏走狗来检验评判马克思的《资本论》;让汉奸公知来检验评判汉奸文化、普世价值;让美国鬼子来检验评判抗美援朝;让孟山都势力来检验评判中国种植转基因主粮的安全性;让土豪劣绅来检验评判土地革命;让官僚精英来顶层检验评判文革;让资改精英和西方势力来检验评判改革开放,等等,如果能得出真理性结论,岂非天方夜谭?而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是社会实践的主体,无疑也应该是检验评判理论路线是非的真正主体。那种凡重大事宜排斥群众参与,搞什么“顶层设计”,无疑是官僚主义劣根性的严重表现。

  而“实践唯一标准论”,否认人类已经掌握的真理系统是检验理论真理性的必要指导标准,否认人作为检验主体必须具备唯物辩证的理论思维能力和无产阶级世界观、方法论,从而在实际上必然表现为“实用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哲学猫论。一个政权如果操起这种哲学猫论旗幡,必然会使经济运行唯利化,文化运行堕落化,权力运行丛林化!

  实践具有具体的不完全的客观性;真理具有抽象的相对完全的客观性。因而,真理作为检验理论的指导标准,绝非是唯心主义的标准,而是体现了抽象的相对完全的客观性。

  如果说,真理是相对的,则实践就更是相对的。并且,真理再相对,在相对的范畴内,它也是真理,它也具有抽象的相对完全的客观性;而相对的实践,它只是事物的一种具体表现,它具有内容和形式、本质和现象、整体和局部、真相和假象、本质的辩证性和局部现象的形而上学性之间的矛盾。所以,实践本身,可以直接拿来当作经验使用,却不可以不经科学抽象就直接拿来当作真理使用。否则,就会如同“实践唯一标准论”那样,陷入否定真理指导的唯经验论、实用主义歧途。

  实践具有具体的不完全的客观性。社会实践,在时空、内容和进程上,具有现实性、有限性和现象的“形而上学假象”等等性质,形成了它的具体的不完全客观性。实践标准的这种先天不足,决定了其根本不可能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是必须由真理指导标准予以理性弥补,才能发挥实践标准的正确检验功能。

  真理具有抽象的相对完全的客观性。真理是相对的,在相对的范畴内,真理具有抽象的相对完全的客观性。这是因为,真理的科学抽象、整体规律性抽象,来源于实践,并经过实践的反复检验印证。所以,真理的形式虽然是主观的,但真理的内容却是客观的,当然是抽象表现的相对完全的客观性。比如说,“张三死了”,就是一种具体的局部客观性;而“人皆有一死”,就是一种相对于人类这个范畴的抽象的完全的客观性。而抽象的相对完全的客观性,相对于具体的不完全的客观性而言,当然是具有整体指导意义的更高层次的客观性。

  如果认为只要有社会实践的堆砌,无需人类已经掌握的真理系统的指导,就可以发展理性认识、检验判定理论的真理性,那么,野人早就个个都是理论大师了!而作为真理体系统帅的辩证唯物主义,是经过社会实践反复检验印证过的真理。它反映的是客观现实和社会实践的根本规律和完全的客观性,故以它为检验理论真理性的指导标准,是使检验结果最大限度地符合客观现实的必要保障。

  比如说,我们坐在运行的火车中,看到的是“车窗外的树木等景物向后奔驰”。不过,这只是一种微观反映的局部不完全的客观性。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客观事物是整体与局部的辩证统一。所以,考察火车的运动,不仅应该在车内进行微观考察,而且更应该在车外进行宏观考察。宏观考察可以发现,不是火车外的树木等景物向后奔驰,而是“火车在向前奔驰”,这是一种宏观反映的整体完全的客观性。运行中的火车体现的这两种客观性,究竟哪一种反映了本质真相?就必须进行分析综合,而分析综合所依据的唯一正确指导原则,只能是辩证唯物主义所统帅的相关真理系统。上述的火车运动,是一个简单事例,不懂唯物辩证法的人,也可以朴素地运用真理理念进行分析综合,从而弄清火车运动的真相。而很多事情往往是复杂的,没有唯物辩证的理论思维能力,往往不能弄清事物的真相和本质。而且,在社会科学领域,要弄清事物的真相和本质,还要受阶级立场的根本制约。站在剥削阶级立场上的人,带着“哈哈镜片墨镜”,往往歪曲事实、颠倒黑白,他们即使懂得些许真理,也往往不会去践行。正如列宁所说的:“几何公理要是触犯了人们的利益,那也一定会遭到反驳的。”(《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列宁全集》第2版第17卷)

  退一步讲,即使实践标准真的具有完全的客观性,作为检验理论的标准,它也不具有“唯一”性,因为,它不会自动地产生理性认识,也不会自动地对理性认识进行真理性检验判定;要从感性认识发展到理性认识,并对理性认识进行真理性检验判定,没有真理理性指导下的分析综合、归纳概括等理性加工,就寸步难行。这充分说明了真理指导标准在检验理论真理性的标准体系中的必要地位。

  关于真理性的科学的抽象所反映的客观性,列宁曾经精辟地指出:“物质的抽象,自然规律的抽象,价值的抽象以及其他等等,一句话,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郑重的、非瞎说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列宁全集》第38卷第 181页)。而对于客观实践标准来说,即使其时空跨度再大,内容再丰富,也只是无限世界中的一个有限的存在,只能具有不完全的局部客观性。但作为真理标准的客体(包括人类的全部社会实践和无限自然界在内的整个客观现实),却是一个具有无限性的客体存在体系,具有完全的整体客观性。一个只具有局部客观性的实践标准,绝不可能成为反映整体客观性的“唯一”标准。例如,检验“空间是无限的”理论,唯一靠人类的高速飞行实践,即使其速度再快、时间再长,飞过的空间再阔,也只具有局部的客观性,根据它,永远也不可能归纳推理出空间无限的必然性结论。只有依赖于能够反映抽象整体客观性的唯物辩证的理论思维和辩证逻辑的指导,才能真正完成 “空间是无限的”理论检验判定。

  当然,由于真理和实践均有相对性,使得检验理论的标准系统反映的绝对完全客观性,只能是一个永远也达不到的极限。不过,人们在全面性要求的正确方向上不懈努力,却可以无限地趋近这个极限,而不是背道而驰。

  实践标准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辩证矛盾性质,也决定了真理指导标准的必要性。

  关于这一点,列宁的下列论述相当经典:“实用主义……它宣扬经验而且仅仅宣扬经验;认为实践是唯一标准。”(《列宁选集》第二卷第349页) “实践标准实质上决不能完全地证实或驳倒人类的任何表象。这个标准也是这样的‘不确定’,以便不至于使人的知识变成‘绝对’,同时它又是这样的确定,以便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一切变种进行无情的斗争。如果为我们的实践所证实的是唯一的、最终的、客观的真理,那末,因此就得承认:坚持唯物主义观点的科学的道路是走向这种真理的唯一的道路。”(《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二卷第142-143页) “在社会现象方面,没有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方法了。罗列一般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或者完全起相反的作用,因为在具体的历史情况下,一切事情都有它个别的情况。如果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胜于雄辩的东西’,而且是证据确凿的东西。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断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么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列宁全集》第23卷第279页)“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和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我们决不会完全地做到这一点,但是,全面性的要求可以使我们防止错误和防止僵化。”(《列宁全集》第32卷第83页)列宁的精辟论述,说明了正确认识和运用实践标准问题,本身就是一个令人敬畏的严谨哲学、科学问题;一句“如果为我们的实践所证实的是唯一的、最终的、客观的真理,那末,因此就得承认:坚持唯物主义观点的科学的道路是走向这种真理的唯一的道路”,明确揭示了,在实践基础上坚持真理的科学指导,是认识和检验真理的“唯一的道路”的原理。而那种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奉为愚民经典的作法,恰恰暴露了实用主义者们的思维愚昧、哲学贫困和政治浅薄。

  人类认识真理的辩证过程也说明,实践只是检验理论的基本标准,而不是检验理论的唯一标准。真理是检验理论必不可少的指导标准。

  实践是认识的来源,认识是实践的指导,而真理性认识,是实践的唯一正确指导。认识真理,既是认识的过程,也是实践的过程,是认识和实践的辩证统一。人的认识,只有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上升到真理性认识。而检验理论的真理性,属于认识过程中的理性认识阶段。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和实践。但仅仅依靠实践和感性认识,并不能自动得出理性认识,还必须依靠人类已经获得的理性认识的指导,对实践材料和感性认识进行理性改造(运用概念,进行判断、推理和分析综合、归纳概括等),才能上升为理性认识。也可以说,没有真理指导标准所要求的合格认识能力、认识态度,想仅仅通过实践材料和感性认识的堆砌去正确检验理论的真理性,无疑是异想天开!野人也有实践和感性认识,为什么认识不到系统真理?不就是因为理性认识能力太低吗?茅于轼之流也有实践和一定的理性认识能力,为什么却瞪着眼睛乱喷汉奸胡话?不就是因为理论思维能力和认识态度(阶级立场和世界观)极其卑下吗?

  关于认识的辩证过程,毛主席早已作出了经典的论述:“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毛泽东:《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认识的过程,第一步,是开始接触外界事情,属于感觉的阶段。第二步,是综合感觉的材料加以整理和改造,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只有感觉的材料十分丰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于实际(不是错觉),才能根据这样的材料造出正确的概念和理论来。”“如果以为认识可以停顿在低级的感性阶段,以为只有感性认识可靠,而理性认识是靠不住的,这便是重复了历史上的“经验论”的错误。这种理论的错误,在于不知道感觉材料固然是客观外界某些真实性的反映(我这里不来说经验只是所谓内省体验的那种唯心的经验论),但它们仅是片面的和表面的东西,这种反映是不完全的,是没有反映事物本质的。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就必须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这种改造过的认识,不是更空虚了更不可靠的认识,相反,只要是在认识过程中根据于实践基础而科学地改造过的东西,正如列宁所说乃是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客观事物的东西。”(毛泽东:《实践论》) 可见,离开辩证唯物主义真理理念的指导,不经理性的“科学地改造”,仅仅依靠实践和感性认识,根本不可能发展检验出真理性认识。

  而“实践唯一标准论”,却将检验理论的实践标准唯一化、极端化,完全否定了辩证唯物主义真理理念、马列毛主义真理系统在检验理论中不可或缺的指导作用,割裂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辩证联系,只能使人的认识和行为陷入实用主义的野蛮极端。实际上,在所谓检验真理的过程中,他们自己不会也不可能排除任何理念指导,坚守实践标准的“唯一”,而是只否认真理指导,尤其是刻意边缘化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却放纵实用主义理念——经验主义、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猫论、摸论、不争论、唯生产力论等——指导标准大行其道。这种极端化的“唯一”实践标准,绝不是客观的、合格的、唯物辩证的实践标准,而是被实用主义扭曲的实践标准: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瞎子摸象的、刻舟求剑的、甚至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牛头马面的、指鹿为马的畸形实践标准!

  例如,在二代核心主导的“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哲学舆论风潮中,上演了对“四*帮”的审判。“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即“破坏文革”),是其最重要的罪状。但是审判结束才五个月,《1981年历史决议》就将文革全面否定为“浩劫”,于是,“破坏文革”实际上自动转化成了“破坏浩劫”。可是,“破坏浩劫”却仍然罪在不赦,这如何向世人交代?管它呢,给扣着“破坏文革”帽子的分子们再套上个“文革余孽”的帽子就是了——这样,当文革还未被否定时,这些人是“破坏文革”的分子,而当文革被被否定了以后,这些人就又成了“文革余孽”的分子!这真是,同一类实践行为人,一会儿给贴上个“破坏文革”的反革命标签,一会儿又自动转化成了“破坏浩劫”的革命标签,为了掩盖这种尴尬,再补贴上个“文革余孽”的反革命标签。总之是,说你有罪就得有罪,没罪也得有罪——先利用“破坏文革”的罪名从组织上铲除文革派的中坚,再利用“浩劫”的罪名从政治上打倒文革,最后再用“文革余孽”的罪名从组织上政治上全面清场。这,就是用实践标准“唯一”出来的“真理”?!原来,阉割真理指导的“实践唯一标准论”,就是“胜者王侯,败者贼”和“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丛林哲学旗幡,就是个哲学垃圾箱,什么荒唐的借口都可以往里装!

  总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能是以机械唯物史观和精英创造历史的主观唯心史观的二元论混合历史观为基础的、用“实事求是”掩盖着的“有用就是真理”的实用主义哲学猫论!所以,检验判定理论、路线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是非,决不能将实践作为唯一标准,而是必须将人类的全部社会实践,作为基本标准,将辩证唯物主义、辩证唯物史观和马列毛主义真理体系,作为指导标准。否则,思想理论和政治路线的是非,必然越理越乱(这是历史虚无主义和汉奸文化泛滥的根源),最终只能是由权力意志独裁,顶层设计理论思维,“不争论”地宣判理论、路线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是是非非。所以,要端正思想理论路线的方向,首先必须端正检验理论真理性的标准,断然抛弃祸乱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2016.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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